瞿秋白遇害后,敌人故设毒计,一位女同志被称叛徒24年才获清白

瞿秋白遇害后,敌人故设毒计,一位女同志被称叛徒24年才获清白

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” 何必说?——《多余的话》

瞿秋白在监狱中,写下了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,它为此篇遗作,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——《多余的话》

之所以称之为“多余”,是因为瞿秋白当时的处境并不好,他被叛徒出卖,在狱中暴露身份,自知已经无法活着离开。

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,余剩的日子,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,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。

这篇文章,洋洋洒洒数千言,写尽了瞿秋白一生的感悟,但他不认为这些话能被读者看到,更不敢奢望可以出版印刷,所以谓之为“多余的话”。

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,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,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,但是,我还是写一写 罢。

瞿秋白在文末,写下“永别了”三个字,至今重读,仍觉有巨大的悲凉之感,冲击内心深处。瞿秋白的死,让人遗憾,如果没有叛徒出卖,他本来可以不用死,这该死的叛徒!

瞿秋白被敌人逮捕时,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两位女同志,她们分别是项英的妻子张亮,以及曾为主席团中唯一女性的周月林。

三人被捕入狱后,没有放弃求生,而是机智的选择化名,伪装身份,与敌人进一步周旋。

起初,他们在敌人的多番审问之下,对答如流,又都具备对应身份的学识和感官,成功被排除出重点犯人范围之外,而且张亮和周月林也都被暂时保释出狱,瞿秋白也获得了暗中给鲁迅写求救信的机会,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
可惜,在事情的最后时刻,他们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,三人被叛徒出卖后,重新被重点收监,瞿秋白的身份暴露,并于1935年6月18日晨,于在罗汉岭英勇就义。

瞿秋白牺牲,带来了无限悲痛,这种悲痛在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中留下一个结,那是对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的痛恨。

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谁呢?一共有三个人,其中一人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万永诚之妻(妻子供出瞿秋白线索时,万永诚已经壮烈牺牲),另外两个叛徒曾是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。

他们不仅当面指认了周月林和张亮,而且将红色资料中,与周月林和张亮有关的资料全部找出,不遗余力地攻击着曾经的同志,导致二人的身份、职务、经历等重要信息,被一览无遗的展示在敌人的面前,她们之前所有的伪装都因为叛徒的出卖失去作用。

后排左三为周月林,左四为贺子珍

敌人在事后,为了更多地利用这三个叛徒,没有将他们叛变革命、出卖瞿秋白的事实公之于众,而是设下一个毒计,将此事隐瞒下来,造成瞿秋白身份暴露,叛徒另有其人的错觉,而在这件事当中,嫌疑最大的莫过于同瞿秋白一起被捕的张亮和周月林,她们在被捕期间与被捕之后的经历,又恰巧容易惹人误会。

时间回到张亮和周月林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晚上,三人当晚没有受到审讯,又被关到一起,有了共同商量隐藏身份的机会。

周月林首先表态:“我就叫陈秀英,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。”

周月林伪装成护士,并非是随意为之,她曾任职国家医院院长,在那段时期,学会了打针、换药等基础技能,甚至还学会了接生,完全可以胜任护士的职务,并不怕敌人盘问,即便是实操也没有问题。

张亮接着说:“我就姓你的这个‘周’,叫周莲玉,是香菇客老板娘,是被红军抓去的。”

张亮选择以老板娘为自己的身份,也有自己的理由。她当时怀有身孕,身材微胖,三十岁出头的年纪,加上她平时又有吸烟的习惯,无论是身体还是风韵,都有老板娘的影子。

瞿秋白则说:“我就姓你的这个‘林’,叫林琪祥,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,后在同济大学学医,有病来上杭疗养,被红军抓取。”

瞿秋白的说辞,受到周月林的质疑,她认为瞿秋白伪装成医生的身份不妥,万一敌人要求他开方子,到时候如何收场?

瞿秋白对此也表示无奈,他本身博学多闻,学识渊博,书生气质很重,与之相当的职业,也只能是医生,无法伪装成其他的高文化要求的职业,这样太引人注意了。

瞿秋白说:“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,不怀疑你们。敌人如果怀疑我,找一个人来指认我还不容易?国民党里面就有认识我的,我们不要小看敌人。”

瞿秋白的话,周月林和张亮很是认同,也寻不得其他更好的办法,只好按照瞿秋白的意思照办。

次日,三人以事先研究好的说辞,应对敌人的审问,在此后好几轮的审问中,三人均未露出破绽,顺利过关。

随后,三人被押送到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,但三人关押的地点从此分开,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处,而瞿秋白则与其他被俘的二十几名红军战士一起关押,敌人如此的关押方式,也为日后造成误会埋下了伏笔。

如果事情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,瞿秋白、周月林和张亮三人,很快应该就会被当成一般的平民放走,但在关押期间,却发生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情,周月林和张亮二人,在这个时候被人保释出狱了。

原来,三人被押到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以后,敌人抓来一批“俘虏”的消息不胫而走,而且其中还有好几个女人,这样的消息引来了许多人旁观。

旁观者之中,有一位老太太,她的身份很特殊,正是敌营长李玉的母亲,所以对这批“俘虏”的情况比其他人要更加了解。

当老太太得知在这群人中,有一位女人的身份是女护士时,动了保释之心,倒不是老太太心生善念想要救她,而是老太太家里的儿媳妇怀有身孕,她想“请”这位女护士到家中充当保姆,帮忙照顾儿媳,确保胎中孙子顺利出生。

老太太的想法其实很正确,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不好,女人生娃这件事,依然具备很高的风险,如果有一位专业的护士照顾孕妇,绝对是一件好事。

老太太打定主意以后,利用自己是敌营长母亲的身份,见到了伪装成护士的周月林,询问她是否真的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,并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告诉周月林,如果她愿意帮助自己照顾快生产的儿媳,可以将她保释出去,到自己的家里暂时居住。

周月林自然答应了老太太的请求,她本身确实有接生的能力,被保释以后,既可以帮助孕妇顺利接生,又能换一个更加宽松的生活环境,何乐不为呢?

周月林当时的身份不是什么犯人,在敌营长李玉的帮助下,老太太的心愿很快达成,周月林到她家帮忙照看孕妇,并在生产的时候,帮她顺利接生了。

张亮则是被一名糖果店的老板保释出去,这名糖果店的老板很有钱,却一直有一个遗憾,膝下无子,也没有再生育的能力。

当他听说张亮怀有身孕时,就找到张亮,当即表示,如果她愿意将腹中的胎儿生下以后送给自己,就愿意将她保释出去,张亮最终也答应了下来。

周月林与张亮,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,陆续被保释出去,只有瞿秋白依然被收押。

脱离收押,不用受牢狱之苦,本是好事。但她们在瞿秋白被关押期间,接连被保释出狱的事情,却让不知内情的人深感蹊跷,为什么一同被抓的三个人,一个人继续被关押,而她们两个却被保释呢?

最要命的是,她们二人被保释以后不久,瞿秋白的身份就因为万永诚的妻子和两名叛徒的出卖而暴露,虽然在事发以后,周月林与张亮也被重新收押,但她们的这段经历却增加了她们是叛徒的嫌疑。

尤其是在瞿秋白从容就义以后,她们二人并未被敌人杀害,而是继续关押起来,这样的情况也惹来不少猜忌。

周月林和张亮的身份暴露以后,侥幸活了下来,二人在敌人的严格审问之下,忠贞不屈,始终没有叛变革命,更没有交代敌人最想知道的中央苏区和香港、上海交通联络的路线和接头地点、暗号等绝密信息。

最终,敌人以“共匪坚定分子”的罪名将周月林与张亮判处10年徒刑,二人在监狱期间,一直等待着救援。她们并不知道,敌人此时已经设下毒计,将真正的叛徒隐藏起来,方便以后继续利用,而在其他人眼中,她们二人才是出卖瞿秋白嫌疑最大的“叛徒”。

周月林与张亮在龙岩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两个春秋,期间,周月林为张亮接生,迎来一个小男孩,二人在艰苦的环境下,将所有的爱都给了他。

二人在狱中饱受苦痛之际,迎来了一次出狱的转机。

1937年11月,在一次国民党的酒宴上,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遇到一位老朋友,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士明,是闽西某地的一位国民要职人员。

二人在交谈时,陈士明提及自己的老家是新昌,引起钟绍葵的兴趣,他说:“我们那里就关着一个你们新昌的人。”

陈士明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:“什么人?”

钟绍葵:“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。”

周月林这个名字对陈士明来说很陌生,但梁柏台却是他的小学同学,陈士明当即表明自己与梁柏台的同学关系,钟绍葵也很给面子,表示他可以将周月林保出去。

事后,陈士明为确保万无一失,没有单独前往,而是找到蒋鼎文部队任军法处长的一位新昌老乡,一起出面保人。在此过程中,得知与周月林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一位张亮,陈士明说:“要保就把两个人一起保出去好了”。

机缘巧合之下,周月林和张亮就在这种戏剧性的情况下,脱离了敌人的牢狱。二人刚一出狱,周月林便表示自己要去寻找组织,重新回到革命队伍,她不知道的是,此去层层险阻,一路艰辛,她与张亮这对患难同志,也从此分别了。

周月林和张亮二人,带着孩子,在陈士明的资助下,踏上了去往新昌县查林村的路。

周月林当时急着寻找党组织,但当时她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已经断了,而且中央苏区也已经被敌人占据,她一时间无法回归革命队伍。

于是,她打算先去丈夫梁柏台的老家,希望从他的家人口中询问出他的下落,再根据线索去寻找丈夫,回归组织。

可惜,周月林的愿望落了空,她抵达新昌县查林村寻找梁柏台的家人询问后,遗憾地发现他们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。其实,梁柏台早在周林月和瞿秋白突围后不久,就在突围的途中英勇就义了。

不得已之下,周月林与张亮只好返回上海,在周月林的大姐家居住了一段时间。

两位女同志带着一个孩子,在大姐家长住并非长久之计,二人很快商量好了下一步的目标,她们准备一起先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,寻找张亮的丈夫项英。

二人出发后,意外再次出现,两位患难姐妹,在去南昌的途中,意外走散,原本满含希望的周月林,立刻变得无助起来,举目无亲之下,只得只身前往武汉暂时栖身。

周月林一位女同志孤身在武汉寻找组织,经历了许多艰辛,最终依然没能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。走投无路之下,周月林只好再次返回上海娘家。

彼时,上海已形成“孤岛”之势,寻找组织难上加难,加上娘家贫苦,父母早亡,一时间周月林竟然陷入生活无以为继的地步。

贫穷、饥饿迫近,现实生活已经威胁到基本的生存,陷入绝境中的周月林,在他人介绍之下,无奈将自己嫁给一个穷船工,以满足温饱。

在命运的安排下,周月林成为穷船工的妻子后,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以后,重新归于平静,过上了家庭主妇的生活。

1949年,新中国在一片欢腾中成立,解放的曙光同时照亮了周月林的心房,一直藏在心中的希望种子再次萌生。

经过多方打听,她当年的许多老战友、老领导,在此时都已经担任了重要职务,她去找了海参崴党校的同学,也找了上海市总工会的主席等人,却都没能如愿。

周月林自己其实也清楚,她与瞿秋白等人一起被捕,虽然侥幸被保释出来,但已经脱离组织近15年,如此漫长的岁月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谁也说不清楚,想要对这段时期的行为找证人,难如登天。

周月林最终选择平静生活,事已至此,她已经不愿意再去折腾了,如今新中国成立,天下一片平和,她决定承认现实,做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,操持家务。

这段时期,周月林在居民的推荐下,成为居委会副主任,在不为人知的地方,为组织继续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周月林的平静生活仅仅维持了数年,就再次被打破。

1955年,北京市革命公墓(今八宝山革命公墓)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。瞿秋白被出卖后牺牲的事情再次被提起,瞿秋白究竟是被何人出卖,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,此刻旧事重提,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悲痛更浓,她希望能将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缉拿归案,将元凶绳之以法。

张琴秋与孔德沚(右一)、杨之华(右三)、茅盾(左一)在北京

可是,元凶究竟是谁呢?此时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真相,只能通过当年瞿秋白被敌人逮捕的来龙去脉中寻找答案。

经过多方调查,当年与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重要人物,包含了周月林、张亮、何叔衡、邓子恢。

彼时查明,何叔衡在突围时当场牺牲,邓子恢则成功突围,抵达永定县后,继续坚持游击斗争,只有周月林和张亮与瞿秋白一起被俘,瞿秋白遇害牺牲后,周月林和张亮却被保释出狱了,引人怀疑。

张亮当时已经死了,只有周月林还活着,由于敌人故意隐瞒了叛徒信息,导致周月林成为出卖瞿秋白嫌疑最大的人。很快,周月林就成为追捕对象,她显然已经被认定为叛徒了。

1955年8月24日,周月林被逮捕,28日押抵北京,关在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。

当时有这样的结果,正是因为敌人当年故意隐藏叛徒信息这一恶毒手段,周月林这位女同志,因此被称为叛徒24年,直到多年以后,才因为一则报道获得清白。

事实上,周月林不仅没有出卖瞿秋白,而且在突围过程中,曾放弃自己的求生机会,选择继续与瞿秋白患难与共,如果不是敌人设下的毒计,她本应该是一名英雄。

1934年9月,瑞金陷入一片紧张的氛围之中,兵工厂一刻不停地忙碌,为红军提供军需,迫于形势,红军正在准备长征。

当时的周月林是一名女干部,她得知长征的消息后,问毛泽东:“毛主席,我走不走?”

毛主席肯定的回答道:“走,你和柏台(周月林丈夫)都走”。

就在周月林打点行装完毕,甚至都已经将儿子托付给当地的一位干部抚养时,事情出现了变化。

由于陈毅在不久前,大腿负重伤,尚在医院内疗养,开展正常工作很吃力,需要留下一人协助。

这个人选当时是由陈毅和项英共同挑选,他们深思熟虑之后,点名留下了能力很强的梁柏台。同时,项英对周月林说,柏台留下了,你也留下吧,做一些妇女工作。

周月林就这样与梁柏台留了下来,没有参加长征。后来苏区的形势愈发严峻,她又与瞿秋白一行人进行了突围。

突围前,瞿秋白、周月林、何叔衡被安排转移到白区进行地下工作,再从福建、广东去香港,如果在香港无法接上关系,就暂时前往上海,周月林自小在上海长大,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,成为此行的一个重要人物。

何叔衡曾任工农检察部长、最高法庭主席、内务部代部长等重要职务,当时已经60岁。

张亮是项英的妻子,当时怀有身孕,行动也会受到很大限制。

瞿秋白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,身体很虚弱,只有周月林和邓子恢身体方面没什么负担。

所以,这一行人的身份都很重要,但突围时又困难重重。

他们开始突围后,按照既定的线路,瞿秋白一行人顺利抵达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,在汤屋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,完成了他们突围转移的第一步。

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,万永诚则对瞿秋白、周月林等人热情接待,也正是在此次会面期间,万永诚的妻子见到了瞿秋白等人,也得知了他们的行踪,为日后出卖瞿秋白埋下了伏笔。

彼时,形势已经万分危险,闽西除四都等山区外,大部分都已经落入敌人掌控之中,大小道路都设有敌人的关卡,想要逃过敌人的岗哨和监视,实属不易。

为了能确保他们这一行人可以顺利突围,组织上为他们安排了警卫,又细心地将他们装扮成红军的“俘虏”,这样做的目的是,一旦突围失败,他们依然可以保留一线生机。

为了保住瞿秋白等人,万永诚做了很多准备,除了装扮成红军“俘虏”,又为他们准备了假面罩,防止有人见到他们的长相。又组织一支大约90人的护送队,专门负责“押送”他们走出封锁区。

瞿秋白等人,于2月21日晚从汤屋出发,昼伏夜行三日,走的路也都是隐蔽的荒山野岭,尽量避开人多眼杂的村落,如此艰难行进3日余,24日清晨抵达长汀县水口村附近。

疲惫不堪的众人,在距水口村10华里的小迳村暂作停留,准备利用一段时间进行修整,生火将湿透的衣服烤干,再做一顿粗糙饭食,吃饱了继续前进。

可惜,敌人没给他们这个时间,在他们停留下来不久,村口就传来了敌人的枪声,护送队长查看后,得知敌人已经分两路向此处扑来,处境十分危险。

危急关头,护送队长带瞿秋白、周月林等人立即转移,从外小迳村向内小迳村退去,只不过途中发生了失误,他们竟然在兜了一圈以后迷路,再次回到了外小迳村,面对已经逼近的敌人,慌不择路的跑上了村子旁的牛子仁岽。

牛子仁岽是一座独头岭,等瞿秋白与周月林等人跑到山顶之后才发现,前方已经没了逃跑的路,只有陡峭的山坡和峭壁。

俗话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,此话一点不假。想从如此陡峭的山上安全下去,更是难上加难。前有险路,后有追兵之际,不知谁喊了一句“滚下去”,这句话让众人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,纷纷躺下身子抱起头,从山顶向下滚去。

周月林滚下陡坡后,已经是晕头转向,眼前一片昏黑,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。

周月林恢复后,向四处张望,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,惊喜地发现邓子恢正带着几名战士在不远处一闪而过。

周月林对周围环境不了解,但是他了解邓子恢,知道邓子恢在这地方有丰富的游击经验,跟着他走的方向追,一定可以脱离敌人的包围圈。

周月林身处危机的情况下,依然做出了极为正确的判断,他一路追着邓子恢等人前进,果然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,将敌人的枪声远远甩在身后,她只要继续走下去,就可以紧跟邓子恢脱离危险。

就在周月林暗自庆幸之际,她猛然发现瞿秋白等人并没有跟上她的脚步,她身后一直也没出现他们的身影。周月林没有独自逃走,而是选择倒回去寻找瞿秋白等人。

瞿秋白滚下陡坡后,陷在杂草之中无法继续前进,等了半天才发现有人来了,这人正是返回寻找他的周月林,看到周月林后,瞿秋白很高兴,他激动地说:“阿妹,你来了,这下可好了!”

此时,敌兵正在疯狂地搜山,周月林不敢在此地久留,搀扶着瞿秋白艰难的在荒草灌木丛中行进,途中遇到了张亮,却始终没再见到何叔衡(何叔衡被敌人包围以后,自知无法逃脱敌人的魔爪,自尽牺牲了)。

周月林带着身体虚弱的瞿秋白和怀有身孕的张亮缓慢的移动,当他们来到一间破屋子时,二人已经疲惫不堪,纷纷要求在屋子暂时休息,周月林看了二人的情况,确实无法再继续前进了,就答应了下来。

短暂的逗留,敌人已经包围上来,周月林找到一处茂密的草丛,适合三人藏身,她叫瞿秋白和张亮过来,没想到的是,当时已经筋疲力尽的瞿秋白一脚没踩稳跌倒了,撞到了旁边的一棵小树,窸窸窣窣的树叶声引来了敌人,三人就这样被敌人俘虏了。

三人入狱后,就是前文提到的商量着改变身份那一幕,之后发生的事情,有机缘巧合,也有敌人设下的毒计,导致周月林在多年以后,被定性为叛徒,关在了功德林监狱。

1959年12月,周月林被迁至京郊新建的秦城监狱,在这里她虽然被关押,但是狱中待遇非常不错,有单人床、临窗户的小书桌,还有一把软面的椅子,也有生活必须的洗脸池和抽水马桶。

直到1965年12月24日,周月林被以“反革命罪”判处12年徒刑,同时关押场所也被迁至劳改农场,生活环境大不如前。周月林在被关押期间,多次提出上诉,一直都没有结果。

1979年,她再一次提出上诉,令周月林意外的是,这一次上诉有了结果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作出了再审判决:撤销原判,宣告无罪。

原来,周月林被认定叛徒24年以后,一直持续不断地上诉,受到很大重视,只是苦于当年敌人对叛徒的保护太好,一直都没能找到直接证据,但相关的查证却一直都没有停止。

1979年,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。他们找到一份珍贵的报纸,上面记载着一则“赤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,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”的报道,证实了出卖瞿秋白的犯人另有其人,周月林并不是叛徒,这才有了法院对她此次上诉最新的宣判。

随着宣判生效,周月林时隔24年获得清白,并在1983年10月15日重返新昌县。

新昌县委为她安排了独门独院,周月林晚年晚年十分幸福,激动地说:

梁柏台很热爱家乡,很热爱家乡人民,他非常想回到家乡,回到家乡人民中间。可是他为革命牺牲了,再也回不来了。就让我替他回来,替他来了却这个心愿吧!

周月林老人在新昌县又生活了15个年头,这段时间她过得很开心,曾经的困扰她早已经放下,豁达的心境给了她一个了不起的晚年。

1997年12月28日,周月林老人安详地离开了,那一年,刚刚过完91岁的生日。

狡猾的敌人,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隐藏了叛徒的身份,导致周月林这位女同志24年来背负着“叛徒”之名,幸好苍天不负坚贞,最终因一份不起眼的报纸得以重获清白。

周月林经历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,却始终没有抱怨,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,度过一个美满的晚年,她的这种豁达精神,令人敬佩,每一个人都该相信,真相只有一个,定不会被永远深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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